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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文津阁首拍设《书斋乐事?嘉和居长物》专场
文津阁首拍设《书斋乐事?嘉和居长物》专场 2012-05-16 15:23:00   点击:
    明朝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曾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此语虽有些偏激,却也称得上是一针见血。读书人之读书爱书,也是一种癖好。因其爱书,故专辟书斋以作藏书之所。并由爱书,而兼及文房四宝、琴棋书画,以及各种雅玩之物,故而书斋之功用也由读书著述,大而化之,成为读书人远离喧嚣凡尘的修身养性之地。
 
    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种,书斋文化渊源已久。如晋代陶渊明有“归去来馆”,唐代杜甫有“浣花草堂”,刘禹锡有“陋室”,宋代陆游有“老学庵”等等,不一而足。甚至,有些书斋的雅号比其主人还更为知名,如蒲松龄的“聊斋”,辛弃疾的“稼轩”,徐渭的“青藤书房”。而古人诗词中言及书斋的更是多不胜数,如杜甫的“寂寞书斋里,终朝独尔思”(《冬日有怀李白》),那是独坐书斋,远怀故友。或如孟浩然的“树低新舞阁,山对旧书斋”(《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》),杜牧的“曾话平生志,书斋几见留”(《留题李侍御书斋》),徐渭的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”(《题墨葡萄》),所抒写的都是与书斋相关的情志。
 
    可以说,书斋既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读书著述之物质场所,更是他们修身养性的心灵乐园。所谓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书斋正是读书人穷与达、出与入的枢机所在。因此,癖好书斋者之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 
    至现代,由于新媒体的异军突起,特别是网络文化的迅猛发展,使得纸本阅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,传统的读书文化日渐衰落,而书斋文化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。但是,可触可摸的书本,可玩可赏的小玩意,毕竟不是虚拟的网络世界所能够取代的。而且,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,物质生活的提升并不能等同于精神世界的自足。一个国家、民族的发达固然需要经济上的强大,但如果文化艺术不能够得到同步的发展,那可能永远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因此,文化艺术之发展繁荣,也就成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课题之一。
 
    值得庆幸的是,有着深远厚重历史的书斋文化并没有离我们远去。在高楼林立的都市,在鸡鸣犬吠的乡村,在草木芬芳的山林,依然生活着许多有书斋之癖的雅人。他们或西装革履,或布衣蔬食,却无不雅爱传统文化艺术;其书斋或装修堂皇,或简洁朴素,藏书却皆汗牛充栋。其余雅玩之物如文房四宝、琴棋书画,乃至案头清供,各种小摆设等,无不滋养着他们的情怀,温暖着他们的灵魂。
 
    文津阁《书斋乐事•嘉和居长物》专场便是精选自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,有著书斋雅癖的藏家旧藏的珍品。这些珍玩,既有传统文房用物如砚台、笔筒、镇尺、印泥盒等,也有可供赏玩的紫砂壶、花瓶、玉石等,还有多种古籍善本与近现代艺术名家的代表之作,如书画作品、印章等,称得上名家齐集,群珍荟萃,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与艺术价值。
 
    其中,传统的文房用品,如张廷济书写铭文的玉堂砚,石质润密,纹理自然,做工精巧,铭文、纹饰端庄大方,非常珍贵。按张廷济(1768—1848)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、书法家,此方石砚上的铭文是他受“莲舫”之托而作。款中“莲舫”疑为何栻(1816—1872),江阴人,字莲舫,亦字廉昉,号悔余。著名诗人、楹联家。),其铭曰:“上金阶,步玉堂,用此砚,宜文章。”为张氏祝其科场得意,官运亨通,文章有如神助之意。铭文之书法、刀法固然神妙,但寓意更佳,诚为珍品。此外,如紫砂笔筒、紫砂砚台(竹坪款,唐云旧藏)、端砚、紫砂水洗、紫檀镇尺、明代的人像墨(可居藏品)、清代制砚名家顾二娘所制砚台、明代的雕漆盘、雕漆印泥盒、仿古漆筒(田子正款)、仿古镇尺(田子正款)、雕漆信筒(王勋款)、清早期黄花梨镶紫檀笔筒以及多件臂搁,或经名家手制,或曾为艺术大家旧藏,均选料精良,制作精细,古韵盎然,珍贵逾常。
 
    其次,则有多件紫砂器物,或出自内廷御制,如其中的紫砂贴花雕壶,上有“太和斋”款。按太和斋乃雍和宫书院之正室,乾隆皇帝《题霁红僧帽壶》诗中有句“宣德年中治,太和斋里藏”,可知这件藏品出自皇家御制,其珍贵自无须多言。其他紫砂藏品则多出自陈鸣远(清康熙、雍正年间人)、葛明祥(清乾隆年间)、朱可心(1904——1986)、顾景舟(1915——1996)等近现代紫砂工艺的大师名家之手,尽显其巧夺天工之艺术功力,其价值也早为业界所公认。
 
    其三,则是多件玉器或其他雅玩之物,如曾为吴湖帆收藏的五铢钱范、奇楠木水盂(丁敬款)、清乾隆时期的白玉山子、明代的玉太湖石、吴湖帆赠冯超然之葫芦,也都端雅可赏,价值非凡。
 
    其四,多件古籍善本和近现代艺术名家的印章。如王贵忱旧藏的《御制圆明园诗》、曹大铁收藏的《秦淮八艳图咏》、《白石印草》、《赵撝叔印存》、《吴熙载印存》等,皆品相上佳,装帧讲究。后者如文彭款的印章、陈鸿寿款的印章、丁敬款印章,均出自名家之手,保存完好,极具艺术价值。
 
    最后,还有多件近现代艺术名家之书画作品、信札。如王翚、顾大同合作的《教子图》就非常珍贵。王翚为清代“四王”之一,主张“以元人笔墨,运宋人丘壑,而泽以唐人气韵”,画风浑厚华滋、气势勃发。顾大同曾任康熙朝御史,能诗善画。此画为记录东山名族许聚教子读书的场景而作,意在宣扬诗礼传家的古训,非常契合传统书斋文化之精神。此外,明末清初艺术大家项圣谟的《寒江深雪》绘制了一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场景,笔致富有节奏感,结构上疏中见密,具有空灵幽淡之趣,构建了一种洁凈悠远的意境。明代中期著名书家吴宽师承苏东坡笔意,形神兼善,对于后起书家如祝允明、文征明等均有影响,他写给李应桢的行书信札,也非常珍贵。
 
    其余如“扬州八怪”之首金农的隶书作品,“新安四大家”之一査士标的山水对题图,明末清初戏曲名家陈栻的人物像,清中期书画名家张若霭的山水对题册页,清初诗坛领袖钱谦益的楷书手卷,清初着名词家朱彝尊的书法,清中期书法大家伊秉绶的书法,康熙朝名臣徐文敬的书法手卷,清代书画名家沈宗敬的《水周林图》,陈曼生的行书作品,弘一法师所写的立轴,以及多位文化艺术名家如袁枚、赵之谦、何绍基等所写的信札,无不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,观者也可借此领略中华文化之精深宏博。
 
    赏玩这些藏品,就如同置身于深广的历史背景之中。而由这些藏品折射出来的,是尘封于岁月烟尘之下的醇厚文化气息。朦胧的光影中,我们讶然发现,这些原本只可在艺术典籍中接近的大师们的面目正在逐渐清晰。原来,他们并未离我们远去。赏读这些珍品,让人不得不感佩这位书斋雅人对于传统文化之癖之痴。只要想想,能够同时集齐这么多艺术珍品,需要多么艰辛的搜求之功,便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。赏读这些雅藏,我们也希望能够由此唤起人们对于书斋文化的关注,促使更多的人共同构筑这一人文风景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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